“最强地级市”为何死磕制造业:苏州的选择不只是守家底
在全国城市经济版图中,苏州长期被视为“最强地级市”。这座没有省会头衔、没有计划单列市身份的城市,经济总量却常年排在全国前列,规上工业总产值与上海、深圳同处第一梯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不少城市把资源向服务业、数字经济、总部经济倾斜时,苏州却反复把制造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近年来多次将年度首个全局性会议的主题落在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上。
这种“死磕”并非情绪化表达,而是由苏州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苏州的税收、就业、外贸和居民收入,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庞大的工业体系之上。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到生物医药、先进材料,苏州的产业链条长、配套企业多,形成了较强的集群效应。制造业一旦松动,受影响的不仅是工厂订单,还有物流、金融、商贸、租赁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换句话说,苏州并非不想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是清楚服务业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制造业的厚度。
压力同样真实。苏州土地开发强度长期偏高,工业用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部分外资和代工环节向东南亚及中西部转移。周边城市在招商引资上展开激烈竞争,合肥、宁波、无锡、佛山、东莞等制造重镇各有打法。苏州如果放松制造业,很容易出现“旧动能留不住、新动能接不上”的尴尬局面。因此,苏州近年的策略不是简单守住存量,而是推动存量升级:一方面推进工业用地更新和低效用地再开发,把有限空间留给亩均产出更高的项目;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自动化、工业互联网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在产业方向上,苏州的做法体现出“老树发新枝”与“新苗成大树”并行的特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向高端环节攀升,生物医药、纳米技术、新能源、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则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苏州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配套企业,因为大企业落地离不开本地供应链的支撑,而供应链的韧性往往藏在那些规模不大却掌握细分技术的企业里。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对制造业的坚持并不是拒绝服务业,而是强调“两业融合”。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本质上依附于制造环节。制造企业越强,对高端服务的需求越大;服务能力越强,制造环节的效率越高。苏州不少工业园区正在从单纯的生产基地转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这种转变比单纯追求服务业占比更有实际意义。
对其他地级市而言,苏州的路径提供了一条现实参照:没有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那样的行政资源、高校资源和总部资源,制造业仍是参与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最可靠的抓手。过早“去工业化”,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就业结构失衡;而停留在低端制造,又难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挤压。真正的难点在于,能否在土地、人力、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持续推动制造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迁移。
苏州“死磕”制造业,说到底是在守一座城市的经济底盘,同时也在赌产业升级的速度。这条路并不轻松,土地空间、人才竞争、外部市场波动都是现实考验。但从苏州的选择可以看出,制造业从来不是落后产业的代名词,对于一座靠实体经济起家的城市来说,放弃制造业才是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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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死磕”并非情绪化表达,而是由苏州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苏州的税收、就业、外贸和居民收入,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庞大的工业体系之上。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到生物医药、先进材料,苏州的产业链条长、配套企业多,形成了较强的集群效应。制造业一旦松动,受影响的不仅是工厂订单,还有物流、金融、商贸、租赁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换句话说,苏州并非不想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是清楚服务业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制造业的厚度。
压力同样真实。苏州土地开发强度长期偏高,工业用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部分外资和代工环节向东南亚及中西部转移。周边城市在招商引资上展开激烈竞争,合肥、宁波、无锡、佛山、东莞等制造重镇各有打法。苏州如果放松制造业,很容易出现“旧动能留不住、新动能接不上”的尴尬局面。因此,苏州近年的策略不是简单守住存量,而是推动存量升级:一方面推进工业用地更新和低效用地再开发,把有限空间留给亩均产出更高的项目;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自动化、工业互联网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在产业方向上,苏州的做法体现出“老树发新枝”与“新苗成大树”并行的特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向高端环节攀升,生物医药、纳米技术、新能源、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则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苏州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配套企业,因为大企业落地离不开本地供应链的支撑,而供应链的韧性往往藏在那些规模不大却掌握细分技术的企业里。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对制造业的坚持并不是拒绝服务业,而是强调“两业融合”。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本质上依附于制造环节。制造企业越强,对高端服务的需求越大;服务能力越强,制造环节的效率越高。苏州不少工业园区正在从单纯的生产基地转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这种转变比单纯追求服务业占比更有实际意义。
对其他地级市而言,苏州的路径提供了一条现实参照:没有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那样的行政资源、高校资源和总部资源,制造业仍是参与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最可靠的抓手。过早“去工业化”,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就业结构失衡;而停留在低端制造,又难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挤压。真正的难点在于,能否在土地、人力、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持续推动制造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迁移。
苏州“死磕”制造业,说到底是在守一座城市的经济底盘,同时也在赌产业升级的速度。这条路并不轻松,土地空间、人才竞争、外部市场波动都是现实考验。但从苏州的选择可以看出,制造业从来不是落后产业的代名词,对于一座靠实体经济起家的城市来说,放弃制造业才是最大的风险。